“款式中更珍贵的一类，却是非‘大明宣德年制’的年号款，这类款式的铜炉，一般都是当时的真实官造，品质当然要比民仿要高得多，甚至比官造仿宣德六字款的品质都要高。”</P>
“也就是说，这个‘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’的款式，其实比‘大明宣德年制’的款式，还要来得珍贵？”王主持人问道。</P>
“其实应该这样理解。”王老爷子笑道：“真正的大明宣德年制铜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，基本所有的‘大明宣德年制’款的铜炉，我们都不妨将之视为后仿，民仿的我们不说了，官仿的寄托款和年号款品质差相仿佛，两者的珍贵程度孰优孰劣，主要还要看后期的保养盘完质量。”</P>
“但是官造年号款品质有保障，真伪也容易断，而寄托款就容易和民仿混淆，增加了辨识难度，相对的收藏门槛也较高。因此在行内，官造年号款的炉子，其受欢迎和追捧的程度是要胜过官造寄托款的。”</P>
“这个并非东西的品质造成的，而是市场造就的。”</P>
“原来不管哪一门收藏，研究起来都不简单啊。”王主持人将铜炉小心翼翼地放回到桌上，又拿起了桌上的那件小漆盒：“《明式家具研究》和《髹饰录解说》是先生的名着，两书广受称颂，这两门学问，是先生最偏爱的了吧？”</P>
“其实也不是。”王老爷子说道：“竹刻、绘画、铜佛、匏器，乃至熬鹰遛狗养鱼养鸽子，这些我都偏爱。不过可以登大雅之堂的，《明式家具研究》和《髹饰录解说》算两本，主要还是因为其中引论和出处详尽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”</P>
“如《明式家具研究》和《髹饰录解说》，我认为内容其实一般，最重要的是书后的索引部分，那些都是我在几十年里花费大精力建立起来的。”</P>
“现在咱们的学术界里有一个通病，那就是‘书无索引’，这个不大不小、又痛又痒的臭毛病，我认为就要不得。”</P>
“索引大大便利检索，特别有益研究，八十年代，《中国美术全集》编撰出版，我有幸担任《漆器卷》主编，为此写作了五万多字的《中国古代漆工艺》导论。”</P>
“不敢说认知真切，见解深邃，资料全面，但是起码求证严谨，原原本本，凿凿有据。”</P>
“我认为我们是做学问的人，不能和鬼市文玩摊子上的小贩们那般信口开河，写到书里的东西要一一都道得清楚来处，要经得起大家的讨论和验证。”</P>
“研究古物，真赝和时代二者，是最先遇到的大问题。尽管传世品往往拥有更高的艺术价值，但常常由于来历不清、时代不明，而科学价值较低。”王老爷子说道：“出土物不同，往往具备来历清楚、时代明确的优长，是最可信赖的实物资料。”</P>
“四十年前，明清研究当中，大家都还多关注于传世品上，很少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关注明清，我的研究大多时属明清，然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多数着述，对我国的考古新成果，没有征引。”<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