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乘兴盛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中兴福烈帝抵达了他忠实的北亠，哦，不好意思，看错世界线了。
大明天启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白莲教余孽匪首徐鸿儒和其父徐东明、母亲傅氏及重要部属18人被押送北京。徐本人被削首示众，其余人等也被押到了菜市口，施以绞刑。
于是历史上被称为“徐鸿儒起义”的事件彻底地画上了句号。
但是山东的余波还没有结束，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，各地的流民需要安排，落草为寇的起义军需要剿灭；不得不说，杨老将军确实是一个可以为皇帝解忧的人，快速地平定了叛乱、对流民也收容有方，就是最近向自己递了一个奏疏：
“白莲教逆匪，不自量力，窥伺神器，信奉妖理邪教，不遵圣人教化，至使山东百姓蒙难。曲阜沦陷，衍圣公不肯从贼，故而身死，孔府被逆匪烧毁，孔氏嫡亲多亡命于此；贼人攻邹县时，孟氏组织民兵乡勇抵抗，终不可为以使亚圣府受劫，贼人屠其亲戚家眷十余口。今有人自称为两府遗民，臣不能察，请陛下准判。”
杨肇基实在是个妙人，和厂卫配合的不错，直接给自己买一送一了。（事实上，朱由校想多了，孔府的事确实是锦衣卫所为，他们扮作白莲教徒大开杀戒；但孟府是确实被白莲教洗劫了一遍，杨只是如实上报的。）
衍圣公，为孔子嫡子孙的世袭封号，始于宋，民国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。它们以节操而文名。
清军入关后，衍圣公献《初进表文》和《上剃头奏稿》。1908年，山东被划为德国人的势力范围，基督教教皇和德皇威廉二世的画像被迎进孔府。抗战时，鼓吹中日同文同种，为汪伪站台，表示支持“大东亚圣战”。
有如此节操的，并非一家；孟府也不例外。抗战时，日寇侵入邹县，孟繁骥大摆宴席以表欢迎，同日寇、汉奸在孟庙合影，还献给日本人汉代玉刀一对。
这两家不但“忠贞不屈”，而且“慈故能勇”。解放前，野店大队是“亚圣府”的佃户村，有耕地三千七百多亩，孟府租田占二千四百多亩。全村二百七十户人家，有二百四十多户为佃户。每年之租，如有拖欠则捆绑吊打。1928年大旱歉收，全村一百多户外出逃荒，三十多户卖儿卖女，几十人被逼死。而“衍圣公府”占一百多万亩田地，为山东最大地主，其剥削更甚。
事实上，不光在现代社会有人批判其罪孽，即使在现在（明代），也早有许多人对其所作所为不满。王世贞（后七子之首，官至南京刑部尚书）就曾公开向两府怒斥到：“夫使贪纵放僻、败伦乱纪之人而称孔子徒，乳臭之人鲜衣怒马而后孔氏，而曰尊之厚之，于乎，不以桀哉！”
关于如何处理孔孟府两府的事情，其实朱由校自己早就想好了，但兹事甚大，不可能乾坤独断，看来又需要开廷议了。
廷议是明代朝廷的议事制度。明代事关大利害的政事，须下廷臣集议，按部门以商讨问题的形式进行，少则三十余人，多则百余人。廷议的结果须上奏皇帝，意见不一致时，应摘要奏闻皇帝作裁决或者遵从多数人的意见。“跪受笔录”这种事只有野蛮人才会做。
“永寿，传下去吧！召开廷议，讨论一下那些自称是孔府和孟府中幸存者的人，该如何处理吧？限时五日，把结果给我交上。”
廷议与朝会大有不同。廷议时，朝廷是皇帝是不在场的。所以完全是朝臣们的自由辩论；当然，偶尔在一些特殊时期，也可能会变成自由搏击。
“刘大人，这件事您怎么看？衍圣公府与亚圣府遭此劫难，嫡亲多被贼人屠戮，所幸还有幸存者，以使两位圣人血脉不绝，那自然是应当将它们重新册封，加以宽慰的。不知道圣上就让咱们讨论些什么？”
在朝堂人群的末尾，一个身着青色的官服、绣着鹭鸶补丁的年轻官员看着朝中大佬们的讨论，忍不住侧起身子向前辈讨教；他是个没什么资历的新人，这次廷议是被大佬们带来见世面的，注定是插不上话，于是便与身旁的人讨论起来。
“齐大人，其实也不尽然。本自朝立国以来，封贡事宜便一直是廷议决定的。陛下此举应当也只是萧规曹随，遵循旧制罢了，咱们应当走个过程就行，毕竟五日也讨论不出什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