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秀枝听到老家的传言，有苦难言，不知找谁去辩理。马知元也听到了，苦笑摇头，只说没文化的农村人啊，乱嚼舌头。刘家翠也听到了，她说他们净瞎说，全是乱扯是非。
终于，叶秀枝受不住传言，跟刘家翠说：“刘姐，老家人们这样东说西说的，我再跟你们在一起，会害你们的名誉。武汉我也算熟悉了，不如我自己单独做点生意吧，免得——，唉，我也打算自己开始做点小生意了呢。”
刘家翠就问：“你打算做什么呢？”
“我看菜场有蛮多农村人卖菜，有的摊位像是一家人的，就起心打听了下，原来摊位是被承包了，大多是咱们农村人。我寻思卖菜应该不复杂，买进卖出，家家户户天天要的，总不至于亏了吧？”
刘家翠不知可否，但知她考虑成熟了，不是忽然地异想天开。
过一日，马知元为她打算卖菜的事跟他聊了，想着挽留她，叶秀枝的态度大同小异，还是说想自己做点啥。马知元就说，家里一时离不开她，答应她再找人，劝叶秀枝再坚持两三个月。
马家找的人，叶秀枝估计就是马家的外甥，马知元的二妹马知芬的孩子贺忠才。
马知芬早就跟她说过，等孩子大一点，就送孩子来舅舅家，他在农村读书是不中的，难以成材，送他来武汉或许还能够有点出息，有发展机会呢。
这孩子的年龄比马家老二马书乐的年龄还小半岁，此时已经13岁了。他读书到初中一年级就实在读不下去了。他从家到大队中学的路上，几次将书包丢到路边的水塘里，有自己不高兴丢的，也有与同学们开玩笑丢的，害他妈重新做了几次书包，重新买了几次教科书、作业本。不消说，他的成绩也是一塌糊涂。他常年旷课逃学，调皮捣蛋、打架闹事反倒是在行。老师知他是大队书记和裁缝的儿子，也懒得管教，就由他去，只要不影响其他学生就阿弥陀佛了。
农村的伢大多由妈妈管教，但他妈是远近闻名的裁缝，早几年经常到客户家上门现场量身订制，对他管得少。他爸由大队的副书记兼民兵连长，后提为正书记，也成天忙在外。他爷爷早不在了，奶奶跟幺叔叔过，幺叔成家时房子做在另一个湾子，奶奶日常住在那边，对他就鞭长莫及。
因此他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小霸王。他留了一级，读了两遍初一，个子却比同年人高一个头。他爸妈拿他没辙，早就寻思着送到他舅舅这儿，找点事做让别人管教。他在农村不想读书，让他做事吧他还太小，在家玩吧，可能把他给废了。不如去帮舅舅呢？
马知芬、贺国强夫妇来到武汉，与马知元低声商量让贺忠才来这里做事的事时，叶秀枝躺在隔壁房的高架子床上，并没睡着，全听到了。
当时，马知元颇感棘手，说：“忠才聪明是聪明，个子也高，可毕竟才十三、四岁，能做什么？什么单位都不会要他呀，更别说他没有户口，城里人有户口的都难找工作呢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几年全回了城，就业压力大呢，许多人都窝在家。张队长说，不久前‘严打’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量年轻人闲着无事搞邪门歪道，所以才出重拳打一打，正正社会风气。”
“哥呀，我就是担心他被‘严打’啊。就让忠才跟你们帮忙算了，嫂子每天起早贪黑，比上两个班还累，让忠才帮帮忙，也都轻松些。也不谈工钱，跟你们一家人一起吃饭，偶尔给他一点零花钱让他买件新衣服就行。”
话说到这个份，马知元只好答应，说：“那过两个月孩子放暑假了就送来吧，这个学期还是让他读完，再说我家的生意也是到天热了才忙一些。”
叶秀枝还听到他们嘀嘀咕咕说了好些，声音忽大忽小，隐约说到一个朋友将他侄子的户口转到了武汉，但孩子转户口年龄不能超过18岁等等。
叶秀枝提出辞工，也有她的考虑。她在马家帮工两、三年了，虽然他们没亏待她，但她的目标不是在马家长期做帮工，她来武汉时就是想先熟悉环境，将来自己做些啥的。
那时，武汉大街小巷已有一些挑担子做小生意的农村人，最常见的是从农村挑菜来卖的，说这是自家菜园一早新摘的菜。但后来叶秀枝一打听，才知道这些挑担子卖菜的人，真正从附近郊区农村挑菜来的是少数，多数是从批发市场批来的，他们是二道贩子，专门做卖菜的生意。
那时菜市场基本都是国营或是街道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，俗称“大集体”。菜市场里的营业员原本都是武汉人，但现在改革开放，也陆续有菜场将摊位承包给外地人，或者有农村人在菜场外专业打游击摆篮子卖菜了，再或者是一家两口子将这二者结合，菜场里有承包的摊位，也挑担子在外面卖，能多赚一些。
农村人能吃苦，三更半夜起床，踩三轮车批发菜回来，一大早把菜打理得干干净净，灵灵醒醒，开摊售买。而且，他们的价格并不比公家摊位上高出多少，有些批发价低的还售价更便宜。对卖菜的农民工而言，一对夫妇从早守到晚，一天能够能赚几十元，比农村种地强得多。
武汉本地人作营业员的菜摊，是上级企业统一批发，单位车辆送来的，成本本就高些。他们也疏于打理，菜的品相就难看，服务态度更是难以恭维。员工分早晚班，还有各种福利，销售成本也就居高不下，降价蚀本的责任谁都不愿轻易承担，不能灵活竞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