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在丰收年份尚能自保，碰到荒年，一些农户今日缴税，明日就得借贷，搞得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。
大批农民已经无法生存，要不欠税，要不就只能流亡，明朝特有的流民潮，就在一派繁华中开始在全国各地流动。
早在宣德年间，许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，苏州一带的农民就曾在重租重税的盘剥下成为流民，积欠的税粮高达七百九十万石。
正统时，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万户，成化年间，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，有的地区人口“逃亡过半”，甚至“十者只存其一”，所抛荒的土地“少者千百余亩，多者一二万顷”。
流民，日渐成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……
朱元璋因饥饿，才去当了和尚，仍然无法生存，就投了义军，终成一代帝王。
讽刺的是，他奋斗一生，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到来，没到百年的时间，他的后代们也给百姓带来了同样的流离生活。
明朝政府通过里甲、关津、禁山等措施，竭力防止农民的流徙，有时甚至展开残酷的镇压。
然而在流民的队伍里，常藏有武器，有秘密结社的组织，也有自己的领导人，于是流亡的斗争形式便渐渐发展为起义。
这期间，土地兼并严重的山东、江西、福建，税赋较重的江浙、湖广、四川等地，都先后发生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。
其中包括比较有名的山东女英雄唐赛儿的白莲教起义，这种盛世期的起义尤其引人注目。
接下来，明帝国的日子越来越不轻松，一系列的内忧外患，把一个个皇帝弄得灰头土脸。
先是宦官们砸碎了朱元璋的紧箍咒，一个个权势熏天，“出使、专征、监军、分镇、刺官民隐事”，俨然代天子巡狩的架势，到处搜刮民脂民膏，民怨沸腾。
再则是边境不靖，北方有土木堡之变，英宗被虏，一国之君居然成为蒙古人的阶下囚；沿海地区，又倭寇为患，不得已之下，朝廷开始实行海禁，一度繁荣的海上运输渐告衰落……
流民越来越多，起义规模越来越大，朝廷疲于应付，财政支出越来越巨，由于贪污的盛行和庞大的军费支出，造成朝廷财政非常困难，政府“每年所入二百万之额，不能充所出之半”，没办法，只得一步步加重赋税和徭役。
原来北方“永不起科”的土地，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；正统元年，朝廷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，叫作“金花银”，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；成化时又增为一两，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。
这个时候再加税，无异于饮鸩止渴，虽能解一时之渴，却会危及生命，不过朝廷的统治者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到了嘉靖三十年，明朝政府于南直隶、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，叫作“加派”；嘉靖三十六年，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，叫作“提编”；以后又陆续出台了箕敛、派括、算税契、折民壮等等加派的名目……
豪绅士族有特权免赋免役，贫苦农民的生活愈发痛苦，流民更多，起义更繁，如此陷入恶性循环……
明朝的盛世，繁华而短暂！
在此起彼伏的起义中，至嘉靖末年，盛极一时的明帝国，已如风中柳絮，飘摇不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