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大守欠了李朝八十四两银子，不否认，这是真的，有字据，按了手印的。
可洪大守没有欠李朝一条命啊！
哔哔哔！哔哔哔！哔哔哔！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狗屁朝廷。
野店的四周都站着官兵，不管从哪个方向翻墙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。反而村子里的村民却根本没人管，官兵放完火以后就把尚存的村民丢在原地，只在路口警戒而已。
村民当然会跑，不过他们和行商们不同。这些村民没有一个能跑得掉，绝对的。
这个时代的农民，东西南北的方向自然是认识的，左村右舍大概也是知道的。那再大呢？全里全洞呢？县城郡府呢？怕是全村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平山郡城怎么走罢。
不走大路，翻山越岭也可以。不明远近，不辨路途，朝鲜北部冬天的山里。嗯，也就零下二十来度吧。一夜风一吹，就农民那个饭都吃不饱的身体，明天起来就是冰棍了。
就算命大，找到了山窝子山洞，躲开了一夜的北风，烧了柴（不提有没有干柴）火取了暖，身上还有粮食能吃。
第二天一场雪，衣服浸湿，体温过低，用不了十几个小时。好嘛，又是一条冰棍。
就算命大的出去，走到了下一个村子。哦嚯！还是疫区！
所以说古代地图基本上都是极为宝贵的东西，能拥有地图的不是士大夫贵族家，就是大商户大商家。普通老百姓绝对是一辈子都见不到的，连见的机会都没有。
这也是很多古代的农民起义会被快速镇压的原因之一，农民起义军领袖攻州破县，看似战果辉煌，缴获丰厚。
可实际上落了下成，城市往往建设在河流水道，平原沃土，或者商贸要冲之处。他需要能够为城内的非农业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，所以他的分布是有迹可循的。
这就使得起义军大抵的运动路线是可以预估的，他需要攻破城池壮大声势裹挟人口，获得辎重粮秣。
而政府军则占了有地理图册的先知优势，何处有险峻高山，何处有难行隘口，何处有湍急水道，何处有滩涂沼泽，这些东西官军都可以知道，而起义军如果没有当地向导就等于两眼一抹黑。
最后往往就会在官军不断的打击削弱之下，彻底的崩溃败亡，宣告起义失败。
这是农民阶层等底层人民由于天然的见识不足而导致的结果，几乎不能去改变。
可行商们就不同了，走南闯北，多少里多少里是哪座城，大概要走多久。这些东西心里基本有数，甚至可以说地理图形都在他们的脑子里。
想想历史上能闹大的起义，领袖都是什么出身？私盐贩子（这个太多了，不举例了）、基层官吏（李某成等）、地主乡绅秀才（石某开等），还有一种就是XX教，这教那教分子，四处哄骗愚夫愚妇，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。
洪大守恰巧就是属于认识路的两班士大夫阶层，同时还是行商人，属于官府最厌烦最不喜欢的“流动人口”！
所以官差们不去管有上百口人的村子，反而拨了好几个人盯着野店。
如果说是为了防止瘟疫扩散，这自然是有道理的，但是又没道理。正常来说就算是不作为的官吏，抢完烧完，也就是让灾民自生自灭。绝对不会像这样断绝饮水燃料，明摆着让店里的人等死。
洪大守逼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不能急不能气，越急越气越暴躁，什么都得不到。
外面的官兵很大一部分已经去下一个村庄造孽了，只有一部分人盯着店里。
他们似乎得到了死命令，不能让知晓疫情和灾情的人离开。同时他们又拒绝接受任何贿赂，这在这个时代的官差中近乎是已经灭绝的“美德”，有些行商人本钱不小，好几十两，居然都不能买动门外的官差。
要知道这般大灾之年，五升白米就能买一个十六七岁的黄花大闺女回家。几十两钱够买十七八个老婆了， 指不定还有找【注1】。
难道门外的官差笃定了院里的人走不了？收不收贿赂这些钱货都是他们的？
洪大守越想越不对劲，越想越是这个道理，赶忙拉着韩氏兄弟回屋。和他们把想法一说，兄弟两个第一个念头就是“杀人灭口”！
但他们这种小人物，只不过是从灾区疫区通过，怎么会惹的官府要杀之而后快？
再说隐瞒灾情有什么好的？这对于官吏来说更不符合他们的利益。
报了灾，就能要求不缴纳钱粮贡品，但是实际上地方官吏还是可以照常向百姓收取。把灾情报的严重些，还能从汉阳讨要赈灾的钱粮，不拘多少，又能中饱私囊一大笔。
就利益上考虑，这位不知姓名的平山郡守干嘛要把旱灾疫病的事情给捂住，完全不想让外界得知呢？
他等于把大发横财的聚会拱手推了出去，难道平山郡守良心发现？呸！良心发现他还能干这种事情！
洪大守实在不明白，能有什么比捞钱更重要呢？
三个人枯坐片刻，突然集体反应过来，汉阳来了监赈使！钦差大臣到了！
唯一的可能就是来的钦差大臣是一位刚正不阿，清廉无私的好官。平山郡守怕了，怕被发现治下哀鸿遍野，丢了他的顶上乌纱。
这绝不是一县一郡在行动，那位罗捕盗说仅仅平山一郡光报上来疫死的百姓就千人不止。那么瘟疫的范围肯定不会仅限于一郡，甚至有可能正在席卷黄海道。
而急于向贞纯王后靠拢的黄海观察使金达淳，此前奋力抓捕基督教徒，就是为了谋求进入汉阳中枢，获取权柄。
他如果面对一位铁面无私的钦差大臣，黄海道这些烂事肯定会全部曝光！别说进入中枢了，丢官去职，甚至杀头抄家也不是不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