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这本书开始之前，我的思路是让主角成为非洲运奴船上的“货物”，以黑奴的身份踏上美国的土地，然后展开故事。
相比于印第安人，这样显然更好写，因为印第安人的社会是半封闭的原始社会，与我们熟悉的那些历史缺少交集。我们对印第安人知之甚少，历史本身也没有给他们多少关注。
黑奴则深度融入彼时的美国社会，背景、矛盾更加丰富，资料也相对好查。为此我已经想到了许多有意思的内容。
但是由于考虑到黑人主角可能会引起较多争议，最终这本书的主角变成了印第安人，一个对我们来说没什么争议或者说没什么存在感的民族。
现在看来，这个选择还算明智……否则前段时间某新闻传出的时候，这本书的评论区可能就要被刷屏一波了。
有得也有失，随着主角身份的变更，原本设计的许多剧情自然也都作废了。
那就写印第安吧，不过写着写着，我的脑海里又冒出了一个更有意思也可能更适合印第安人的题材。
而且这个题材从来没有人写过，类似的题材似乎都没有，为此我常浮想联翩，更想尝试去写一写这个题材。
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的心态可能像是一个凑合结婚的人，看着现在的对象琢磨着自己是不是选错了，看着外面的某人觉得这个也许会更好……总之就是不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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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这本书已经规避了“黑人主角”这样的设定，但还是有一些争议，对于其中的一部分，我想在这里谈一谈。
之前和一个读者发生了些争论，最近也没注意看评论区，而且评论区的回复长度受限，有时还会被系统删，就在这表达一下我的主要看法。
那位读者的观点，大意是“如果中国没有问题，为什么西方都在针对中国，难道中国特殊吗”。
我说中国确实特殊。
他说就算特殊也不行，法律不会因为你特殊就不惩罚你的犯罪。然后就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公知论调了，普世价值云云。
看到这我有点无语，毕竟如果你把西方放在一个相当于法律的位置上，那只要与西方发生冲突，错误自然都在中国。这种下意识认为西方是标准的观念实在有些可怕。
说一说中国为什么特殊。
首先特殊在体量。
不论秕糠还是金玉，只要堆积得足够多就会变成黑洞，只要分割得足够多就会变成量子。
体量本身就是一种结构，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结构。体量的差异，自然也是最不能忽视的差异。
而两千年乃至更久以来，我们几乎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。
一位可汗曾这样定义小国：一个国家，如果它的领土没有中国大，那么它是小国，如果它的领土比中国大，但人口没有中国多，那么它还是小国。
一定程度上这不能算是玩笑，中国确实太庞大，仿佛突破了某种“临界体量”，但却长期稳定存在，成为了极为奇特的存在。
当然，特殊是相对的。
以西方为“正常”，中国便是“极其特殊”；而如果以中国为“正常”，则西方便是“极其特殊”。
因此严格来说，认为中国特殊，认为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，这些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说法。
站在“东方中心主义”的立场上，我们大可以说西方是特殊、另类、不正常，西方诸国是一群伪装成国家的领地和公司，只有中国才是正儿八经的国家，中国的样子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样子，中国的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观。
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，哪个更接近真理？当然是后者，至少东方人口更多，欧美发达国家加在一起，不过十一二亿人口，尚不及中国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，我们才是标准，我们的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。
如果放眼世界，我们不再是多数了，但西方就更不是了。
总之不论如何，西方的价值观都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观，更不是金科玉律。
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冲突，与其说是“占多数的正常人针对占少数的不正常人”，不如说是“占少数的不正常人叛逆占多数的正常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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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些关于爱国的争论。
在与人争论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爱国，只是认定的祖国不同，物理祖国分明，精神祖国各异，心理认同和现实归属一定程度的分离，其实是一种常态。
比如都说是爱中国，有些人爱古代中国，有些人爱当代中国，还有些人爱不存在的中国。
我就曾经狂热地爱过古代中国，那时我既是皇汉，又差不多是公知……有些人觉得这两条属性互相矛盾，其实是统一的，前者认为古代中国牛逼，后者认为外国牛逼，共同之处是认为新中国不行。
后来我就觉得吧，对国的认定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，单说爱国，谁都如此自诩。不管他干了啥说了啥，在旁人看来多么不爱国，他都能给自己圆回来说自己爱国，找借口是人类的一大天赋。
比如常见的，强调阶级利益和内部矛盾，以淡化客观存在的国家利益，说什么对外转移矛盾之类的……其实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，里面有人向外输出矛盾，外面也有人向内输出矛盾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你总要选一个。
再如类似的对“打马恩牌”一说的嘲讽。马恩的思想是科学，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中性，既可以被我们用来打击敌人，也可以被敌人用来打击我们，掌握者皆可使用，一切科学技术莫不如此。有些人嘲讽“睡王打马恩牌”的说法，仿佛马恩不是科学，而是玄学了。
说回正题，什么才是中国？
我所认定的，首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，一群真实存在的当代中国人，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大部分，这是中国的肉体。
然后还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国，就是中国的精神，比如厚朴的世俗主义与集体主义。
想通了这些，爱国就变成了一种情感和理性的结合，不言自明，更没有什么可怀疑和犹豫的。
当然……这些都是简单一说，更深入的东西这里也不好多谈。以上提到的这些可能已不太合适，有被删减的可能（审核编辑手下留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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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认西方为标准很可怕，但对西方的轻蔑同样如此。
我在书里夸过《几何原本》，有人对此表示不屑。
几百年前，中国人对《几何原本》的态度要么是狂热崇拜，要么就是轻蔑忽视，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奇技淫巧、旁门左道，而徐光启则是“看懂了，而且大受震撼”，五体投地，索性皈依了天主教。
时至今日，许多人的态度似乎并没有长进，依旧是在皈依和轻蔑的二极管中徘徊。
当然这也称不上什么羞耻，西方作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，情况不见得比我们好，远没有普遍地理解科学。
甚至可能，发源了现代科学的西方会在未来沦为科学的边缘，丧失掉他们曾经最引以为傲的东西。这没什么好奇怪，龟兔赛跑、为他人做嫁衣之类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。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大概率事件，西方文明发源了科学，但世俗、务实、集体主义的东方文明才是科学最终的归宿。
如果它真的发生了，那无疑是历史上最精彩的一次NTR。
今天我们可以理性地看待《几何原本》，没必要因《几何原本》妄自菲薄，但也不该忽视轻蔑，上来一句“呵呵”。
《几何原本》的意义不在于那些初中级别的定理、推论，而在于它所开创的模式——从几条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出发，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。
这种模式前所未有，由此人们发现了获得真理的方法，或者说进行有益争论的方法。
说句题外的，我有时胡思乱想，觉得这种模式的诞生是不是源自吵架？毕竟希腊对外交流频繁，文化环境复杂，又缺乏共同语言，日常生活中应该充满了各种争论，人们肯定对吵赢架有很大的需求。而想要在缺乏共同语言的环境中吵架，诉诸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和逻辑无疑最具说服力。希腊人在各种争论中养成了这种习惯，不断挖掘基本事实，终于在最容易挖到底的几何领域成功挖到了底，找到了理性的宝藏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这实在和优越性实在没什么关系，只能说明广泛展开交流的好处，而且这种好处还是一次性的，毕竟科学不需要诞生第二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