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属国暹罗使臣素巴猜，拜见大明皇帝陛下。”
“使者免礼。”
“谢陛下，陛下，小臣此次受敝国王上派遣，前来上国大明禀报皇帝陛下。敝国先王已于三月前薨逝，先王之子罗阇浮屠已于万历三十三年九月初五日继位为王。小臣恳请大明皇帝陛下依照前例，发下金印，正式册封我主为暹罗国王。”
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正月二十，朱翊钧再次召开了大朝会。
虽说两次朝会相差了三个多月，放在前朝乃至本朝前面几位皇帝身上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在万历朝的大臣们看来，这已经是今上极为难得的勤政了。
去年九月初的大朝会后，还没等沈一贯发动浙党官员集体上本弹劾。福王朱常洵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卷了铺盖回了洛阳，据说临走前还亲自登门慈庆宮，抱着太子哥哥大哭一场表示了忠心。至此，国本之争算是彻底的划上了句号。
至于那个杨应文，父丧期间居然做出如此道德败坏的事情，在整个大明朝已经没人敢容下他了。不用其他人弹劾，都察院和户部自己给出了处理意见：贬为庶民，剥夺功名，追缴赃款，清退土地，兄弟二人俱充军。最后是皇太后出来稍稍挽了一下：前面四条执行，充军则是免了。
朱由栋当初在皇极殿面对已经认输服软的言官们没有轻轻放过，反而是把跳得最狠的杨应文提溜出来狠踩的行为。固然是让相当一部分官员心里不爽，但却也让另外一部分官员在心里做出了决断。
西方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其巨著《君主论》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：一个封君的某块领地，民风彪悍，管理散漫，多年不能有效收取地租。这位封君于是派了一员干吏前去整顿。这位干吏到任后，以铁腕加以残酷治理，在杀了不少人后，地租终于可以有效收取了。
但是在这个时候，这块领地里的老百姓们，其不满情绪也达到了顶点，在这么下去，全民暴动估计在所难免。于是这位封君就以仁慈、公道的名义，将这名干吏给杀掉了。如此，地租还是可以继续收，但领地百姓们的情绪得到了宣泄，暴动的危机也化解了。
这种事情，不要说在西方，便是在中国，其历朝历代的帝皇们，其实也用得极为纯熟。前有商鞅，近有张居正。中间还有无数能臣干吏的缕缕冤魂……没得办法，此乃君主们的共性！
几千年下来，臣子们又不是傻瓜，慢慢的琢磨着也就看明白了。所以才有万历坚持搞了十五年的国本之争，却没有一个大臣再敢公开的站出来为皇帝陛下摇旗呐喊了。
做下属的最怕的是什么？绝不是什么工作辛苦，短暂的收入低。最怕的就是君主没有担当：我去给你干最艰苦的工作，得罪各种平日里私人交往本不会得罪的人。结果事情办完了，你却抛弃了我，让我没下场……
所以，做臣子的，最基本的一条准则就是：要不要为某位君主倾尽全力，抛开那些大无畏的勇士，一般人首先就要考虑的是：这位君王，有没有担当！
而朱由栋在那天大朝会上表现出来的，就是特别有担当！
所以，最近三个多月以来，朱由栋的兴华宫慢慢的热闹了起来。在徐光启的引荐下，都察院御史杨廷筠主动的靠了过来。此时在河南监督河道维护的李之藻也向朱由栋表示了善意。
相比于文人们的矜持（前面两个在历史本位面都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乃是明代官员中的异类），武人们就要爽快得多了。虽说限于此时文官们对武将们盯得很紧，武将们没法像英国公府、宁远伯府那样把自家的子弟送到太孙身边。但诸如江西刘家、大同的麻家、凉州的达家、甘肃的祁家、西宁的鲁家、榆林的王家、昆山的杜家等等，都先后派出了得力族人，通过李世忠的渠道，向太孙表达了敬意。
在武人们看来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敢亲自冲锋陷阵的皇族了——是的，和御史言官当面怼，而且怼完之后还不收手往死里整的太孙，就是够爷们儿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