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与孙传庭沟通过之后，朱由检才知道就算自己不收田赋，老百姓还是要纳捐，因为田赋之外还有一项额外的负担，那就是“三饷”。
所谓“三饷”，也就是辽饷、蓟饷和练饷。不管何种名目，总归都是用在军事上了。辽饷早已有之，蓟饷和练饷则是从今年才开始征收的，均为每亩地折银九厘，合计每亩折银二分七厘。
本来朝廷自万历初年开始，已经实行“一条鞭”法，也就是田赋折银征收。按理说这是将赋税货币化，是一项进步的措施。但所谓“是官就有私，是私就有弊”，随着明末官场的日益**，这“一条鞭”法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其中最不合理的就是钱粮的折算价格。
因为“一条鞭”法刚刚制定的时候，大明国力还很强盛，米价也比较低廉。当时规定一石米折银八分，这和大米的市价也差不多，所以老百姓都乐于接受。
但随着明末天灾频频，以及白银大量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，粮价开始飞涨。到了天启年间，即使是在江南的稻米产地，一石米折银二两已经是很公允的价格。就拿西安府来说，朱由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将米价稳定在三两一石的水平上。
很快朝廷就发现，如果仍按照每石折银八分，一成不变地执行“一条鞭”法，那么收上来的银子根本就买不到那么多粮食。
本来这事也简单，按照市价去折也就是了。但各地的地方官员立刻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恶毒的办法：不按照“一条鞭”法那样折银征收了，仍然征收实物粮，但钱粮折算的价格还是按照每石八分！
这招可太损了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朝廷派给某个县的税额是三万两银子，只要给朝廷交够这个数，县令就算完成任务。而朝廷定的税额，是考虑到了粮价的变动。比如在万历年间，同样是这个县，税额还不到一万两。从皇帝的角度来说，现在收的银子虽然多了，但还是只能买那么多粮食，因此不觉得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。
可向老百姓征收时，地方官却按照每石八分的价格，将三万两银子折成四万石粮食。而粮食的市价至少也在三两以上，四万石就能卖十几万两银子。县令给朝廷只交三万两，剩下的就全装自己兜里了！
如此一来，老百姓的负担相当于凭空增加了好几倍。当官的固然大发其财，老百姓却是不堪重负。再算上额外增加的“三饷”，就更是雪上加霜。
如果按照这种方法计算，三饷的征收额就相当于每亩四十斤，几乎占到了亩产的三分之一！
“我襙他大爷！”朱由检听孙传庭讲完，呆了半晌，终于按捺不住满腔怒火，狠狠地一拍桌子，把手都拍肿了！
沉思片刻，他斩钉截铁地道：“没想到这些贪官污吏如此巧取豪夺，这不是官迫民反是什么！孙大人，我看这样好了，今年的三饷，本王替泾阳百姓交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