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学之名始于西周，又名大学。汉初，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，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，经王莽之乱后，太学零落，等到光武帝刘秀称帝后，戎马未歇，即先兴文教，于建武五年，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。
永建元年，顺帝刘保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，耗费一年时间，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，建成两百四十房，一千八百五十室，开始大肆招揽生源，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。
当今天下承平已久，游学增盛，洛阳的太学生人数更是多至三万人。这几日，由于二篇半《尚书》佚文在太学的传开，让所有的太学生们都为之振奋。
还未等五经博士确认，诸生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，开始研究其内容。
“此篇《保训》其内容述及上古之事，又为说教之形式，正是训诫的问题。其中蕴含着‘中道’和‘阴阳和谐’的观念，真乃不可多得的佳篇。”
“兄所言甚得吾意，但是吾更爱《厚父》，篇中有关‘天命’、‘德’、‘民’等叙述，发人深省，吾读《周易》和《道德经》时，常有疑问，近日读过《厚父》之后，茅塞顿开，大有感悟。”
“两位仁兄言之有理，不过对吾震撼最深还是《封许之命》中周文王对许国之君的嘱托：惟就章尔虑，祗敬尔猷，以永厚周邦。从此言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周得民心，而天命在周。”……外面太学生议论得如此热闹，学院深处的一处宅院中，十四位五经博士聚在一起商讨处理办法。
五经博士，汉初武帝时立，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，博士下又有弟子。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，分成若干
“师说”，也就是若干流派。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。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，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。
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，确定了十四家博士。《汉书》云：“于是立五经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，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《尚书》欧阳、大、小夏侯，《诗》，齐、鲁、韩，《礼》，大、小戴，《春秋》严、颜，凡十四博士，太常差次总领焉。”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，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现在，由此而产生的十四位五经博士也都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。
《汉书》云：田何传《易》授丁宽，丁宽授田王孙，王孙授沛人施雠、东海孟喜、琅邪梁丘贺，由是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之学。
又东郡京房受《易》于梁国焦延寿，别为京氏学。又有东莱费直，传《易》，授琅邪王横，为费氏学。
于是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皆立博士。今洛阳太学的《易》博士有四位，分别是陈留东昏的刘昆后人刘朴专研《施氏易》，南阳育阳的洼丹后人洼度专研《孟氏易》，汝南平舆的戴凭后人戴傅专研《京氏易》，颍川鄢陵的张兴后人张慎专研《梁丘易》。
《汉书》云：济南伏生传《尚书》，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，欧阳生授同郡宽，宽授欧阳生之子，世世相传，至曾孙欧阳高，为《尚书》欧阳氏学；张生授夏侯都尉，都尉授族子始昌，始昌传族子胜，为大夏侯氏学；胜传从兄子建，建别为小夏侯氏学，三家皆立博士。
今洛阳太学的《尚书》博士有三位，分别乐安临济的牟长后人牟御精于《欧阳尚书》，北海安丘的牟融后人牟燮精于《大夏侯尚书》，东海兰陵的王良后人王繁精于《小夏侯尚书》。
《汉书》云：鲁人申公受《诗》于浮丘伯，为作诂训，是为《鲁诗》；齐人辕固生亦传《诗》，是为《齐诗》；燕人韩婴亦传《诗》，是为《韩诗》；三家皆立博士。
今洛阳太学的《诗》博士有三位，分别是任城魏应的后人魏琨精通《鲁诗》，琅邪东武的伏恭后人伏韬精通《齐诗》，淮阳薛汉的后人薛昭精通《韩诗》。
书云：鲁高堂生，汉兴传《礼》十七篇。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，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、沛人庆普。
于是德为《大戴礼》，圣为《小戴礼》，两家皆立博士。今洛阳太学的《礼》博士有两位，分别是梁国睢阳的戴胜后人戴机研习四十九篇《小戴礼记》，梁国睢阳的戴德后人戴演研习八十五篇《大戴礼记》。
书云：齐胡母子都传《公羊春秋》，授东平赢公，赢公授东海孟卿，孟卿授鲁人眭孟，眭孟授东海严彭祖、鲁人颜安乐。
彭祖为《春秋》严氏学，安乐为《春秋》颜氏学，两家皆立博士。今洛阳太学的《春秋》博士有两位，分别是山阳东缗的丁恭后人丁衡致学《公羊严氏春秋》，河内河阳的张玄后人张仑致学《颜氏春秋》。
总结一下，此时洛阳太学的五经十四博士就是以下这些人。《易》博士刘朴、洼度、戴傅、张慎。
《尚书》博士牟御、牟燮、王繁。《诗》博士魏琨、伏韬、薛昭。《礼》博士戴机、戴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