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眼间已经进入七月，宋军已经围城三个月，在大都城外建成以壕沟和寨垒为主体，纵深十余里的环城防御体系，将城池变成了一座陆上孤岛。而其间蒙元虽然也曾通过派兵缒城袭扰,遣军出战等手段试图打破封锁，但皆被宋军击退，再难与外界取得联系。
为了应对酷暑，赵昺采用轮戍法，让各部半数驻守，半数到城郊近水的清凉之地休整，每半月轮换一次。同时令各营地要建立起有效的排水措施,以防止暴雨冲毁营地；又命医药院派发消暑和防蚊药物，预防疫病的发生和流行。
与此同时,后方征募的新兵也开始陆续抵达，保证参战诸部齐装满员。当然这些新兵也是在后方经过数月的训练才下派到部队，而非刚刚换上军装的普通百姓，他们只需短时间的适应就能够投入战斗。
而赵昺也知道如此会增加军费支出的，因为军事训练是需要大量成本的，除了训练带来的粮食和武器损耗外，时间的消耗对于平民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。但士兵的职业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尤其是在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转换的非常时期，也是时代进步的选择。
要知道在远古直到春秋战国时期，农耕技术较为落后，也没有所谓的“精耕细作”说法，而到了宋代，耕作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，对农时的要求也更加严苛。这也是王安石的保甲法在北宋难以广泛推广的原因之一。
征兵制最大的问题也就在于此，由于无法维持足够的训练时间，即使进行大规模的征兵，所能征集到的，只能算是拿着武器的农民,面对更加职业化的部队，往往会面临严重的伤亡，甚至带来灭顶之灾。
靖康之变前夕，面对金人南下的威胁，徽宗下诏令各地“勤王”，希望依靠勤王军来弥补京师兵力的严重不足。然而，勤王诏令的结果出人意料。“倍道并行，星夜赶来”的勤王军，却因为补给、士气、决策的种种混乱而陷入崩溃，庞大的“军队”数量并未能转化为优势。
勤王军在面对更加悍勇的女真铁骑时，这些没有经过太多军事训练就被投入战场的北宋士兵，很难组织起有力的反抗。不过，职业化士兵的出现，也带来了新的问题，这些以当兵为生的士兵不仅需要国家承担其高昂的粮饷，就连武器装备也需要由国家统一供应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过去那种动辄几十万的军队规模,自然再不可复制。北宋时军队大多集中于西北,然而即使是镇守这一隅之地，就已经耗费了北宋财政的“十之七八”,养兵之费，可见一斑。
正因如此，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，少而精的职业军队其实才是更加合适合理的决策。所以即便在复国之战的非常时期，赵昺依然没有盲目扩大军队的规模，夺取江南后最先组建的十大禁军和水军依然保持在四十万左右，组建的地方州军也维持在二十万上下。
之后随着控制了两淮地区，为了保证北伐需要和后方稳定，禁军才再次扩编，组建了六个减编军部署在东南要地。而此次北伐后，也只是增加了十个旅的州军编制，也维护交通和镇抚新收之地。当然州军虽说是二线部队，但依旧是准职业化部队，战斗力也不可小觑。
如此宋军总兵力维持在八十万上下，依然也只是大宋冗兵最为严重时期的规模。可依然让赵昺倍感压力，可以说除了人吃马嚼下，路途的遥远使得后勤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，再加上火器已经广泛列装军队，后勤补给的难度绝不是战国时期可以比拟的。
为了保证这支军队的粮草供给，朝廷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动员当地百姓、商贾在沿路提供牛羊，让大军一路买买买。此外还允许商人在军后贩售牲畜粮食，补充所需。而在重农抑商的古代，朝廷愿意在战场上优待商人，也无非是希望通过当地人减少运输之费。
为了抢占西北战场上的先机，赵昺不得不又遣兵西征，这无疑又增加了后勤上的负担。而他敢于如此做，主要还是因为当下已经进入雨季，江河水位上涨，使得他可以利用水路在大范围内调动全国的资源，保证北伐军和西征军的需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