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此同时，赵煦正坐在皇城司偏殿的案前沉思。原本赵煦正带着童贯几人在皇城司校场训练，见刘猛带人押着一帮犯人急匆匆的回偏殿，心知必然有事发生便随着刘猛进了偏殿。
赵煦正跟刘猛打听消息的时候，就见一亲事官突然急匆匆跑到刘猛身边在刘猛耳边轻声说了什么，刘猛脸色顿时异常严肃。而后，刘猛跟赵煦说了一句“国子监士子因受人古惑游行抗议市易法”便匆匆向文德殿赶去。
时刻关注着朝野动静的赵煦此刻并没有为局势太过担忧。看刘猛等人的动作便知道此次事件处理迅速。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是随着影响扩散，必然对变法乃至朝廷的威望产生负面影响。不过，些许影响还动摇不了大宋根基。
让赵煦沉思的是如何从根本上对士子学子的思想产生影响！
以赵煦后世的眼光来看，历史上儒学思想演变分为这么几个环节:先秦儒学，两汉经学，魏晋玄学，宋明理学，清代朴学。
孔子创建了儒家，但儒家的学问却不是由孔子而起，他们研究的是先秦各类典籍。孔子自谓述而不作，通过从先秦各类优秀书籍里寻找真理，阐述科学学术观点。之所以不愿意著书立作，因为难免会衍生各种观点不同的解读，被后人误解。比如论语，是孔子众弟子对孔子平时授业讲课、发蒙解惑汇集而成，并非孔子自己所著。
到了汉代，儒家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，增加了很多原不曾有的观点，比如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论”、班彪的“王命论”、马融归纳的“三纲五常”，还有盛行的谶纬之术等等，这些被统称为今经文，而原来的儒家学说被称为古经文。
两汉四百年，今、古经文之争十分激烈，甚至是你死我活，比如王允为何会杀名满天下的蔡邕？只是因为蔡邕为董卓叹息了一声吗？当然不是，根本的原因，在于王允研习的是今经文，而蔡邕是古经文代表之一。
有汉一朝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儒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，成为社会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形态，儒家也自此登上正统思想宝座。
但也正是汉代王命、神命等今经文观点，让儒学走上一条不完整的发展道路。主要体现在，儒学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意识形态指导，却没能从理论上解决普通百姓普遍关心的生死寿夭问题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也鲜有提及。这种不完整，使儒学显得高高在上，与黎民百姓无缘，为之后佛教、道教的兴盛发展留下广阔空间。
魏晋时期，儒家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如何宴、夏侯玄等人，从思想领域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。他们经常开展辩论，并逐步成为一种时尚，还有了专用名词；清谈。
翻看魏晋时期文献记载，这种清谈比比皆是。但因为朝廷势弱，政局紊乱，对儒家支持力度不够，不同时期，不同统治者，对儒、佛、道三派的观点各不相同，谈来谈去，玄之又玄，神之又神，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甚至走上消极避世之路。
特别是西晋时，王衍等大臣不事实务，一味清谈，最终误己误国，导致神州陆沉。之后五胡乱华，前秦苻坚派十万大军西迎鸠摩罗什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佛学兴起，儒学则进入发展低谷。
隋朝有个大儒叫王通，此人《隋书》无传，却影响很大。他是《滕王阁序》作者王勃的祖父，也是隋朝首次开科取士评定的十秀才之一。
王通对儒学进行了深刻反思，强烈反对两汉的天命论，也反对魏晋时期读书人的消极避世，认为人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律，还提出“三教可一”的观点，认为儒、道、释三派不该玩命搏杀，应该相互学习融合。此外，王通还有一句名言“知之者不如行之者，行之者不如安之者。”这句话一千多年后，被明代大儒王阳明提炼为四个字:知行合一。但王通并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，这位三十三岁就英年早逝的天才，犹如昙花一现，留下了美丽瞬间，却没能带来蝴蝶效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