沉浸在恭维中的几人都没注意到一旁的陈光悄悄的出了文德殿，低声跟殿外的内侍黄门吩咐了几句后又悄悄回到神宗边上。
“两位大人提出的有关青苗法的建议我们都知道了，现在我更好奇的是两位大人对其他新法的想法。”赵煦见神宗一直不说话，便打断凌志苏远承的言语，将谈话引回正题。
“那臣继续说一下免役法。免役法是对以前差役法的改革，由原来按户等高低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(亦称职役)，改为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。”凌志接过赵煦的话头，语气铿锵的说道。
王安石提出免役法的意图是要“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，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”，使“农时不夺而民力均”(邓广铭：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卷四一)，并在灾害之年可以“募人兴修水利，即既足以赈救食力之民，又可兴陂塘沟之费”(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二一)
在赵煦的记忆中，此法也的确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，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。比如，免役法规定“当役户”和“不当役”的下等户均需交纳“助役钱”，前者因为免去了以前必须负担的各色差役，纳“助役钱”理所当然，但后者本来不应役，现在出钱就不合理了，成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笔沉重的赋税负担。
至于征收二分的“免役宽省钱”，名曰二分，实际征收却超过一倍或一倍有余。《文献通考.职役》中就说:免役宽省钱，“统计天下乃十四五”，无疑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。
也正如赵煦所想的那样，只听凌志继续说道：“免役法规定当役户和不当役的下等户均需交纳助役钱，前者因为免去了以前必须负担的各色差役，纳助役钱理所当然。但臣认为后者本来不应役，出助役钱就不合理了，此法必然招致百姓不满。”
“另外，免役宽省钱的征收标准亦不明确，地方执行同样也存在巨大的问题，臣曾统计过，二分的免役宽省钱最高都已经收到六分七分。请陛下明察！”凌志越说越是激动，对新法的这些弊病真的是深恶痛绝。
“朕看你等二人对此已经准备许久了，朕准许你们将其他几项新法也说一下。”神宗表情不变，扫视了一遍在场众人，而后缓缓说道。
“谢陛下，那臣等就直说了。”凌志苏远承二人躬身一礼后便轮番开始了他们的表演。
市易法，“市易之法，听人赊贷县官财贷，以田宅或金帛为抵押，出息十分之二，过期不输，息外每月更加罚百分之二”(《宋史》卷三二七)。其法是由政府出资一百万贯，先后在开封成都广州扬州等城市设立“市易务”，平价收购滞销的货物，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。
同时，商贩只要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，就可以批赊官库里的某些货物到各地出售。年出息二分，过期不还，每月罚款百分之二。王安石因以为“市易之法成，则货赂通而国用饶矣”(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四六)。
但在此法实行的二年，政府收息钱九十六万缗，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润，而私营的大小商贩则不是无利可图就是赔本，甚至负债累累，纷纷破产。甚至还出现了“市易务于御街东廊置叉子数十间，前后积累果实，逐日差官监卖，分取牙利”(文彦博《文潞公文集》卷二O)的状况，直接插手商业，垄断商业活动，这只会抑制刚刚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均输法，《宋史》载均输法“以发运之职为均输，假以钱货，凡上供之物，皆得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，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，得以便宜蓄买”(《宋史》卷三二七)。以王安石之说此法贷款宜改变“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，以擅轻重敛散之权”的局面，“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上”（王安石《临川文集》卷七O)。但实际是由政府直接控制东南六路的财赋，与商人争利。
保甲法与保马法，保甲法是将民户按十五编成保甲，“保甲立，则亦所以使民不散，则奸宄固宜少”(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四六)，可以维护社会治安，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。
但王安石还有一个目的，即使之成为由雇佣兵制向征兵制过渡的一个桥梁。这样就使广大的农民参与军事，引起了农民的不满。因为雇佣兵制使大量职业兵兴起，而广大农民则免受征伐和屯戍之苦。保甲法就变相地恢复了差役，而且农闲时的“习学武艺”“除禁兵器不得置外，其余弓箭并许从便自置”（徐松辑《宋会要辑稿》《兵》二之六）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。
保甲法还规定“同保内有犯强窃盗、杀人、放火、强奸、略人、传习妖教，造畜蛊毒，知而不告，并依从保伍法科罪”，又“及居停强盗三人以上，经三日，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，亦科不觉察之罪”（徐松辑《宋会要辑稿》《兵》二之五六），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什伍连坐法，使农民深受其害。
保马法则将国家饲养不善的军马推给农民，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，特别是军马死了要赔偿，使许多民户因马死而搞得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。
“以上，是臣等对于部分新法存在弊端的愚见。臣以为，种种弊病我大宋朝廷完全可以采取措施将影响降到最低，让更多人接受新法。”凌志最后总结道。
“臣还想补充一点，新法致使官僚机构重叠。王相公为了将变法运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先后建立了许多机构来推行新法，如制置三司条例司、“疏浚黄河司”、都提举市易司等等机构。这必定使本来已经被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困扰的朝廷更加力不从心。”苏远承紧接着补充道。